◆李玉生

　　三

　　如果，我们仅仅将《纸上留痕》的价值和杨永雄面壁十年的努力，浅层次地简单地理解为，只是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网罗遗佚和搜残补阙，那就是对这本洋洋洒洒20多万字厚重书籍的误读。

　　将对历史文化的钩沉补阙，与文学创作、人物塑造和艺术描写有机结合，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和重要价值。

　　单看本书首篇，就很有代表性。

　　先看写景：

　　“北宋绍圣二年（1095）四月二十三日乌江边的黔州（今重庆彭水）情景是怎样的呢？一条穿越崇山峻岭的乌江水扑面而来，激情澎湃着，有风翻白浪，无风抖绿绸……”

　　再看写人：

　　“走在前面的那位老人，已经五十一岁了，那个时代的人已经很老了，背已经佝偻，四肢已显僵硬，步履越来越沉重。老了，风刮动稀疏的胡子……”

　　在这里，历史铺陈与艺术刻画，相得益彰。

　　前者是合理的想象，是创作者对家乡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熟稔于胸之后的顺手拈来和游刃有余；后者是基于对人物经历、思想，乃至性格精准把握之后的素描写生或生动造像。这既是历史，也是文化，更是历史题材的“文学创作”。

　　面对这种大开大阖的文本写作，我不得不提一下“大散文”概念。我同意将散文定义为“散行的”文体，而不是我们惯常与诗歌、小说和戏剧并列的“散文”体裁。

　　中国散文第一个高峰，当在先秦时期。唐宋“古文运动”之后，尽管也强调“文以载道”，但仍然乐于反映宏大题材，深刻主题。进入新时期，贾平凹等人较早提出了“大散文”，有史学力度、有较大气象的“大散文”开始更多地出现。 

　　近年来，余秋雨那样的文化散文也突然多了起来。这种“以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自然事物和人文景观为写作对象，以探究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精神为主题，以抒发深刻而独具人性色彩的文化情思为内核”的散文，看重的是“文化研究的理趣与文学表达的意趣。坚守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精神，对笔端文化对象或文化现象，进行冷静深入的观察、剖析，追溯文化景观或现象的来龙去脉，揭示文化背后的科学原理、逻辑和规律。”

　　对照这些概念和研究成果，我似乎觉得，从《纸上留痕》中的诸多篇什所锁定的表现对象，所匹配的表达方式上看，杨永雄是在用学术的耐心、考古的严谨和文学的细致与生动，去进行“综合性”的写作。这既是与一般“大散文”的相似之处，同时也是在技术操作层面的不同特点。

　　正因如此，前不久我在当地相关机构和部分作家、评论家参加的《纸上留痕》一书的小范围研讨会上，提出了本书的三个价值。

　　一是文献价值。本书中每一篇，都钩沉了一段厚重的武隆历史，或重新还原了一个真实而又具象的武隆历史文化名人，他们身上无一例外，都有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人文精神。这对于原本查找起来捉襟见肘的武隆历史文化典籍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空白填补。值得提及的是，本书几乎每篇文章，都或多或少引用了一些读之费力、求之费解的原文，分别来自田野的金石、碑刻、家谱，来自故纸堆的公文、佚文，还有来自正规典籍的志书、专著。

　　二是文体价值。“大散文”与“小散文”之别，在于前者真后者假；前者有深厚人文积淀，也有文学表现，如老子所言“大音希声”，后者肤浅无物，无病呻吟。有识之士便呼吁，散文应“走向文化、生命、哲学的大境界”。铁凝也提出了“散文能不能写得别太像散文”的观点。可以说，《纸上留痕》一书，自觉地做出了这种努力，让我们看到了希望。

　　三是文化价值。《纸上留痕》中的每一篇文章，都从田野入手，自考证出发，用“依据”说话，呈现出最新的文化研究成果，很好地将文化价值和思想内涵，文学性和思想性统一了起来。所以我引用曹丕的话称它的出现是一件“盛事”，同时自会“不朽”。

　　我以为，“学术”“历史”“文学”“大众方式”……这样一些关键词，《纸上留痕》也都包含了。这种笔触直抵历史文化深处的文学创作，也正是我对这本书的归纳和评价，自然也是其核心价值所在！